“全国十二个，人人有一个”。这是一个谜语，且是“国际”谜语。1 971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谈判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相传，田中在访问期间曾出这则谜语，请中国总理周恩来猜。周总理听了开怀大笑，脱口而出：“十二属相。”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历史上受到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十二生肖纪岁在日本广泛流传，便是民间风俗方面的例子。中日两国领导人间这一段逸事，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佳话。

　　生肖十二种，每人一属相，形成一道民俗风景线。以生肖表示生年，最常用的一个字是“属”。《北史》载有一封家信，信中写道：“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第二属兔，汝身属蛇……”这虽是一封代笔信，但写得挺有母子亲情。八十岁的老母，说起三个孩儿，以属相说年岁，“大者属鼠，第二属兔，汝身属蛇”，言语间沁着浓浓的母子情，和家庭生活的气息。

　　属鼠的老大比属兔的老二大了三岁，属兔的老二又比属蛇的老三年长两岁。这种语言方式，在民间广为习用。明代小说《金瓶梅》第十三回，描写西门庆问李瓶儿年岁，李瓶儿答道：“奴属羊的，今年二十三岁。”李瓶儿又问西门庆妻子年岁：他大娘贵庚?”西门庆答：“房下属龙的，二十六岁了。”问年岁，先报属相，小说反映了明代人的习惯。

　　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写狐写鬼，用的却是人间生活的积累，比如《聊斋志异》的名篇《婴宁》，描写王生见婴宁，婴宁鬼母说婴宁十六岁，王生便讲小于自己一岁，媪紧接着讲：你十七岁，该是庚午年生，属马吧?

　　这种民间惯常使用的语言方式，也许因为太大众化了，便有自以为高雅的人士，投来白眼，斥之以“俗”。清代王应奎《柳南随笔》记作者的亲身经历，有人去拜谒高官，自称属狗，成了笑柄，只因场合不对，语言环境不对。尽管如此，那个自言“属狗”的人真该被讥笑吗?王应奎持反对态度。他在书中故意以生肖表示年岁，历数自己四个儿子属某属某。就有人私下里提醒他：您是读书人，为何用语那么“鄙”?王应奎翻书找出《北史》中母亲写给儿子的信，以证明属鼠属蛇的说法，有经可引有典可据，并不“鄙”。

　　每人都有属相，讲年龄的大小而言及生肖，绝不会被认为节外生枝。《唐国史补》记有趣事一则：贞元年间，董晋任宣武节度使，朝廷派陆长源任行军司马辅佐董晋，韩愈则为推官。韩愈幽默，他听到有人讲年龄悬殊，资历辈份，不以为然地说：大老虎、小老鼠都可以同列于十二相属，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十二相属即十二属相。韩愈的话，以十二生肖说资历差别，表现为巧妙的调侃，一时成为佳话，十天里由汴州传及长安。

　　生肖与生俱来，相伴终生。人们不会忘记自己属什么，就如同不会忘了自己姓何名谁。相逢问年岁，答以属鼠，答以属牛，言者闻者自有一种默契，这沿袭为风俗。当代作家汪曾祺写过一篇不足千字的微型小说，题目为《去年属马》。作品讽刺“文革”中的红人——一个幼时流浪、不知父母是谁的“全无文化者”，有三个情节：他分不清石油、食油，听说大庆油田出油，欢呼“吃炸油饼可以不交油票了”;他闹不清“文革”时事，说刘少奇改名叫“刘邓陶”了;再一个情节，当年他做俘虏，成了“解放战士”，人事干部为他填表，问岁数，他答不知道，又问：“那你属什么?”他答：“去年属马。”——一个人生于午年而属马，那是他一辈子的属相。“去年属马”，难道今年就不属马了吗?小说以夸张的手法，勾勒出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作品中“去年属马”的细节，对于刻画人物，可谓精彩之笔。这一情节的前提，是生肖知识实属人生最基本的常识。对于与生俱来的属相，一个成年人闹出那样的笑话，似乎是不可思议的。

　　“子鼠丑牛，寅虎卵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像是童谣，又像“一二三四五”，在数数。这样的文化熏陶，人们大多在幼儿启蒙时期已得到了。由此，也就知晓了自己属相的左邻右舍，前后位置，晓得了我的生肖与他的生肖、你的岁序数系统中的相互关系。说属相，知年岁，需要具备这样的常识。

　　(编按：本文节选自《生肖民俗》吴裕成/著，天津人民出版社，原文标题为《“人人有一个”》，本标题系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