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二生肖(兽历)的始创者,目前有三种观点较为流行[3]，即：“突厥语民族始创说”、“汉族始创说”和“印度始创说”。

　　突厥语民族普遍使用十二兽历。约刻写于8世纪的《回纥毗伽可汗碑》上便有“羊年”、“猴年”、“猪年”、“兔年”的记载。此外，在《阙特勤碑》、《翁金碑》等碑文中亦同样使用了十二兽历[4]。敦煌、吐鲁番出土的13世纪前后的回鹘文文献及两地诸多洞窟内的回鹘文题记亦均采用的是十二兽历纪年。考古人员在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也曾多次发掘出刻有十二生肖动物图案的文物[5]。关于十二兽历的起源，成书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传说[6]：

　　某一突厥可汗想研究发生于若干年前的一次战争，但却在弄清那次战争发生的年代时出了差错。为此，该可汗与其部民开会商议，他说：“我们在弄清这段历史时怎样出错，我们的后代子孙亦同样会出错。所以我们根据十二个月份和天空黄道十二宫(座)[7]给每一年份确定一个名称吧!以后年份就以十二年为一周期来计算。这在我们中间要成为一个永久的历法。”部民们赞同可汗的建议，说：“就照此计算。”可汗为此而出猎，下令将所有的野生动物向伊犁河驱赶。

　　这是一条很大的河。部民们追猎着将动物赶向伊犁河，有好些动物跳进了河中。其中有十二种动物游过了河，于是遂以这十二种动物之名作为十二年份的名称了。老鼠率先过河，因此，以鼠名作为第一年的名称，称作鼠年。其后过河的被依次作为其余各年的名称。分别为：牛年、虎年、兔年、龙年[8]、蛇年、马年、羊年、猴年、鸡年、狗年、猪年。猪年过后，复从鼠年开始计算。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即《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引译者)称，本书完成之年为(回历)466年(公元1073年——引译者)元月，业已进入蛇年。过了这一年就进入(回历)467年即马年了。年份就按我们所指出的这种顺序计算。

　　突厥人推测，这一纪年的每一年都各具特色。如依他们的观点，牛年战争频仍，因为牛常互相顶架;鸡年食物充足，但人们的忧虑会增多，因为鸡的食物是谷粒，鸡为觅食会乱刨扬垃圾;龙年雨水多，粮食丰收，因为龙在水中生活;猪年多雪酷寒，流言蜚语多。突厥人就是这样，相信每年都必然有某种现象出现。

　　此外，该词条中还说：“突厥人没有每周七天的名称，因为‘星期’(七曜)这个概念是有伊斯兰教以后才知悉的。”并称当时“城里人采用阿拉伯语的月份名称。过游牧生活的非穆斯林突厥人将一年分为四季，每三个月以一个名称来称呼。用这种方法来表示一年的流逝，如将旧历新年后的第一个月称为‘奥厄拉克月’(O乴aq aj，意译为‘山羊羔月’——引译者);后一月称‘乌鲁厄奥厄拉克月’(Ulu乷?aq aj，意译为‘大山羊羔月’——引译者)，因为该月山羊羔要长大了;再后一个月称‘乌鲁厄月’(U1u乗\naj，意译为‘大月’——引译者)，因为该月时值仲夏，田野长满了饲草。因而，牲畜易上膘，乳汁会增多，毋需辛勤劳作。”

　　据这一记载可知，突厥人虽以十二兽历纪年，但纪月仍是采用与其畜牧文化相适应的牲畜名称来命名的。然而，十二兽历是否如《突厥语大词典》所言，果真为突厥人始创，却令人怀疑。首先，按其所称，鼠之所以被列于首位，是由于鼠在十二种动物中率先游过了伊犁河。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且从这一传说中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广泛流传于汉民族中的十二生肖动物赛跑，以名次先后排序的传说(回、满、锡伯等民族中亦有同样的传说，当均源于汉族)。其次，龙(nag)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动物，且nag一词本身即源于梵语。鸡、猪等动物多为定居的农耕民族所饲养，而从历史上来看，突厥人主要从事游牧业，向农耕经济转化则是较晚的事。古代突厥人的生活区域亦未曾见有过猴子的记载，连其bin/ben(猴子)一词亦是借用于其他语言的(说详后文)。再者，考古发现的许多刻有十二生肖动物图案的文物上，同时还刻有汉字，证明是源于汉族的。更重要的是，《突厥语大词典》为11世纪的作品，而其他突厥语碑铭文献也早不过8世纪。显然不能以此来论证十二生肖(兽历)的起源问题。谓十二生肖(兽历)为突厥语民族始创之论据明显不足[9]。

　　那么，这一文化是否为汉族始创呢?众所周知，干支纪年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方法。“干”，又称“十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支”，又称“地支”、“十二地支”，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传“容成作历，大挠作甲子”，《尚书正义》说：“二人皆黄帝之臣。盖黄帝以来，始用甲子纪日，每六十日而甲子一周。”此说固不可信，但甲骨文及殷墟出土的玉质干支表残片等文物证明，商代肯定已有六十干支了[10]。殷商时，干支只用作纪日。春秋时，始用干支纪月。干支纪年法，《史记·历书》载之。有人据《隋书·律历志》引《竹书纪年》中的“尧元年景子”一句认为，战国时已有干支纪年。“景子”也即是“丙子”，因唐高祖的父亲名“昞”，凡“昞”音的字皆改为“景”所致。前些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数种帛书中都包括有干支纪年表，证明西汉初年便已使用。据此看来，称战国时已有干支纪年是可信的。在用干支纪年以前，华夏民族使用的是“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岁星”指木星，“太岁”是假想的运行速度和木星平均速度(一年走十二分之一周天，即一辰)相等而运动方向相反的天体。设想它们在黄道带里每年经过一宫，约12年运行一周天，故而以其所在的方位来纪年。

　　干支纪时法，不知始于何代。《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云：“甲夜毕，传乙夜，相传尽五更。”《东观汉记·显宗孝明皇帝永平三年》有“甲夜读众书，乙更尽乃寐”之句;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则进一步指出：“汉魏以来，谓为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为节。”由此可知，至迟在东汉时便将一夜分为五段。不过纪夜用“十干”，而推论节气和日月交食都用“十二支”。这是因为古人把一昼夜分为百刻，所以用“十干”比较方便。后来把一昼夜分为“十二辰”，则以“十二地支”来表示“十二时辰”较方便。每辰等于两小时，今日所称“小时”等于古之半辰。一辰中前一小时为初，后一小时为正，故而又有子初、子正、丑初、丑正等称法。

　　汉语传世文献对十二生肖(兽历)的记录，首见于东汉王充《论衡》一书之《物事篇》、《言毒篇》及《讥日篇》，但也只是借用来批驳五行相克之理的。清人赵翼的《陔馀丛考》卷三十四及梁章钜《浪跡续谈》卷七，“十二属”条亦均称其始于东汉，汉以前未有言之者。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曾举出《诗经·吉日》“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为例证，认为诗句中有以午为马的含意，从而认为先秦已有生肖;清人万希槐在《困学纪闻集证》中又补充了一些例证，但理由仍不够充分，而未能引起重视。十二生肖的普遍使用，约为南北朝时期。《南齐书·五行志》中有关于属相的记载，《周书·宇文护传》记其母贻护书中有“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兔，汝身属蛇”之谓，但也仅仅是帮助人们记其出生之年罢了。 1975年底，考古工作者曾于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发现秦简中有两种《日书》。整理时分别称为《日书》甲种和乙种。《日书》甲种中有一章标题为《盗者》，是用来占卜盗者相貌特征的。其中提到了十二生肖，如：“子，鼠也。盗者兑口希须……”;“丑，牛也。盗者大鼻长颈……”。其顺序及名称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原简漏抄生肖)、巳虫、午鹿、未马、申环(猿)、酉水(雉)、戌老羊、亥豕。据研究者称，该《日书》成于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9年)，有的内容可追溯到战国时的楚国，有的可追溯到秦国。《论衡·实知篇》称：“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浮江下，观藉柯，度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中度，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刊颂，望于南海。还过，从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劳、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笔者推测，《日书》很可能是由秦国传至楚国的。

　　无独有偶，1986年4月，考古工作者又于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党川乡放马滩1号秦墓中出土甲种《日书》73枚竹简，乙种《日书》380枚竹简。其甲种《日书》的内容亦是用来占卜盗者相貌特征、入盗方向及物品藏匿处所的。有关十二生肖的文字，分条书写于第30～41简。十二生肖的名称及顺序为：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虫、巳鸡、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豕。其中：“巳鸡”与“酉鸡”相重，疑为“巳蛇”之误。据研究者称，放马滩墓地的时代，“上限至战国晚期，下限在秦始皇三十年以前或稍早”，1号墓“下葬的绝对年代当在(始皇)八年九月至九年初”，而甲种《日书》的“成书和流行时间当在秦统一前[11]。

　　两地出土的《日书》，可谓是世界范围内迄今所知有关十二生肖(兽历)最早的完整记录。然而，若据此而称其为华夏民族始创，仍有许多疑点：

　　(一)华夏民族既然已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月、日等，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再创制出十二生肖(兽历)来与十二地支相配。

　　(二)为何最初要采用两套系统，以十干纪时，用十二地支来推论节气和日月交食，而后来又改用十二地支纪时?

　　(三)十二生肖(兽历)若果真为华夏民族始创，为何东汉以前的传世文献中不见记载?其普遍使用又为何在南北朝时期?

　　这些都是难以解答且又必须解答的问题。相反，种种迹象倒表明，极可能是域外文化采借的结果。

　　印度始创说系近些年提出的。其论据是有许多相关的记载见诸于文献之中。据《阿婆缚纱》和《行林钞》记载，十二生肖动物原是十二位神祗座下的十二神兽：招杜罗神将驾鼠;毗羯罗神将驾牛;宫毗罗神将驾狮;伐折罗神将驾兔;迷企罗神将驾龙;安底罗神将驾蛇;安弥罗神将驾马;珊底罗神将驾羊;因达罗神将驾猴;婆夷罗神将驾金翅鸟;摩虎罗神将驾狗;直达罗神将驾猪。另在许多佛经中亦有相关的记载，如《大集经》卷二三，《虚空目分中净目品》五称，十二生肖原是分别住于四海山中主十二时辰的十二种动物，各应其所主之时辰而巡行人世，为：子鼠、丑牛、寅虎(原文为狮)、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犬、亥猪。

　　据《药师本愿功德经》等所说，则系东方药师佛之眷属，为昼夜十二时之护法神将，其名为：毗羯罗大将(子时)、招杜罗大将(丑时)、真达罗大将(寅日寸)、摩虎罗大将(卯时)、婆夷罗大将(辰时)、因达罗大将(巳时)、珊底罗大将(午时)、额儞罗大将(未时)、安底罗大将(申时)、迷企罗大将(酉时)、伐折罗大将(戌时)、宫毗罗大将(亥时)。称其为十二佛、菩萨之化身，各自头戴表其所值时辰的鼠、牛、虎等冠。这十二神兽的名称及排序均与现代印度的十二兽历相同，因而认为，十二兽历当即是由这十二神兽演变而来的，而世界其他民族的十二生肖(兽历)则是在印度十二兽历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的结果。然而，如若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地考察，便会发现其中亦有许多可疑之处。从起源上看，十二生肖(兽历)的形成与十二辰密切相关，而十二辰的确定又源于天文学。所谓十二辰者，系指自子至亥十二时。《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上古时，于天文学贡献最大者为古巴伦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十二辰“导源于古代巴比伦之十二宫,其朔乃黄道周天之十二星座”[12],我国“十二辰之输入或制定,即当在殷商一代”[13]。也即是说，就连华夏民族传统的“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亦是导源于此。而印度的天文学，据古印度天文学家伐罗诃密希罗(约505年)称，亦是从“夜伐那人”(即西方人)那里传来的[14]。由此看来，十二生肖(兽历)的“印度始创说”亦难以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