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兽历传入我国后，以纪时发其端，后又发展为纪日(至少在西域地区是如此)。1904年，德国探险队曾在高昌古城获得一份用粟特语写成的日历。该历所记各日，用粟特语、汉语、突厥语称呼。每日先用粟特语七曜日的名称，次译汉语甲、乙、丙、丁等十二干之音，后更以粟特语之鼠、牛、虎、兔等配成十二兽名。在其上的第二日用粟特语译出汉语之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名，且以红字记之。这一日历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融多种文化为一体的状况。通过这一日历，我们至少可获得如下两个颇有价值的信息：
其一，抄写者及使用者是操粟特语的居民。粟特人亦使用与汉族等相同的十二生肖或兽历(其第三位为“虎”而非“狮”)。若将这种相同的情况解释为是粟特人意译汉语的，倒不如说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粟特人早在汉族人之前就已使用十二兽历了——以粟特语译写汉语“十干”(注意：非“十二支”)及五行之名的形式表明，该日历书写时，当地或内地的汉族居民仍习惯于使用天干纪日。
其二，十二兽历在西域地区除用于纪年外，尚用于纪日。无独有偶，楼兰古城出土的第565号佉卢文木简“历书”[22]亦证实了这一点。与此相应，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亦均是纪日的。这亦从一个侧面暗示着汉族的十二生肖是由西域的十二兽历演变而来的。
两地《日书》的内容均表明，最初人们以为于某时行窃的人，其相貌、习性也必肖某物。及到后来，由于用其纪年，又认为出生于某年的人便肖某物，如子年出生的肖鼠，丑年出生的肖牛等。生肖及生肖观念的形成，无疑与十二兽历初入中国便用于占卜的用途密切相关。可以说，十二生肖是十二兽历传入中国后，同华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考古发掘表明，至迟在隋代的墓葬中就有了随葬的兽首人身生肖俑。到了唐代，此种习俗更为盛行，甚至连边疆地区也不例外。
1972年，考古人员曾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代墓葬中发现两尊泥塑的兽首人身生肖俑。一为猪首人身，一为鸡首人身[23]。五代时，蜀主王建因属兔，甚至连其谥宝玺纽的龙头也改刻成了兔首。反映了唐五代时，人们尊崇属相动物的心理。
源远流长的十二生肖，既然广泛影响着古代的民俗，因而文人们亦常将其作为创作诗文的题材。迄今所知最早将十二生肖用于诗作的为南朝梁陈时人沈炯。其所作
《十二属诗》为：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裁。猴栗羞芬果，鸡砧引清杯。狗其怀物外，猪蠢窅悠哉。 约自宋代开始，十二生肖诗代有人作，就连大名鼎鼎的朱熹，也有此类诗作：
昼闻空箪啮饥鼠，晓驾羸牛耕废圃。时才虎圈听豪夸，旧业兔园嗟莽卤。君看蛰龙卧三冬，头角不与蛇争雄。毁车杀马罢驰逐，烹羊酤酒聊从容。手种猴桃垂架绿，养得鹍鸡鸣角角。客来犬吠催煮茶，不用东家买猪肉。 又如元·刘因的《十二辰诗》：饥鹰吓鼠惊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来，才辨荆州兔穴尔。鱼龙入水浩无涯，幻境等是杯中蛇。马耳秋风去无迹，羊肠蜀道早还家。何必高门沐猴舞，豚栅鸡栖皆乐土。柴门狗吠报邻翁，约买神猪谢春雨。 再如明·胡俨的《十二辰诗》：鼷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适为累。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羊触藩徒忿嚏。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丘。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 此类诗作的共同特点是多以十二句构篇，每句中含一生肖动物，类似于文字游戏，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人的生活情趣。
清代的乾隆皇帝颇有文采，他曾以析字的技法创作过一首词。其中巧妙地融进了十二地支诸字。作品形象地刻画了少男少女卿卿我我的热恋情景，读来颇有情趣。因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兽历)密切相关，故一并录来以相参印。其词为：
好良宵，正与女娘偕，佳人抽身去得快。扭着她，却把那手推开。演出那百般态，珠泪儿点滴落窗台。柳腰斜依栏杆外，又将那木槿花儿抓下来。振精神，步香阶，即时不见那秀才。已还书斋。许订佳期，毁前言，又把相思害。朱帘半卷莫聊奈，金钗懒向头上戴。神前伐示，永合偕。酒醉心狂，莫点水来解。荷戈人小脚儿，欣然肯招，刻骨铭心，何尝又把刀儿带。
“好良宵，正与女娘偕，佳人抽身去得快”一句中的“好”字去掉“佳人”(女)后，就是个“子”字。“扭着她”的“扭”字却把那手(扌)推开，剩下的就是个“丑”字。“演出那百般态，珠泪儿点滴落窗台”中的“演”字去掉“珠泪儿”(氵)就是个“寅”字。“柳腰斜依栏杆外，又将那木槿花儿抓下来”中的“柳”字去掉“木槿花儿”(木)后就是个“卯”字。“振精神，步香阶，即时不见那秀才”’中的“振”字没有了“秀才”(扌)就是个“辰”字。“已还书斋”中的“已”字，关起门来就是个“巳”字。“许订佳期，毁前言，又把相思害”中的“许”字“毁前言”(讠)后就是个“午”字。“朱帘半卷莫聊奈，金钗懒向头上戴”中的“朱”若不戴头上的“金钗”(丿)就是个“未”字。“神前伐示，永合偕”中的“神”字伐去“示”(礻)后便是“申”字。“酒醉心狂，莫点水来解”中的“酒”字没有了“水”(氵)，就是个“酉”字。“荷戈人小脚儿，欣然肯招”中的“荷戈人”(人、戈)按《说文》的解释，“人”持“戈”为“戍”(守边也，从人持戈)。而“人”字的“小脚儿”若再“招”起来，也就是“戌”字了。“刻骨铭心，何尝又把刀儿带”中的“刻”字若没有了“刀”(刂)，就是个“亥”字。
全词构思巧妙，不但有人有物，有情有景，悱恻缠绵，铭心刻骨，且以离合、会意两种技法暗示出了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地支，充分展示了汉字文化的艺术魅力，堪称奇文绝技。
约自宋代开始，在人们的观念中又进而将生肖与一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形成了许多生肖禁忌。北宋徽宗时，因其属狗，曾诏令天下禁止杀狗。太学生们曾气愤地质问：“神宗皇帝(徽宗之父)生于戊子年，肖生为鼠。为何当时不禁养猫?”元代的仁宗皇帝因属相为鸡，也曾颁布过不许在大都(北京)城内外倒提鸡的禁令。明代的武宗皇帝因属猪，还曾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诏令全国“严禁畜猪”，违者充军，以至于次年清明皇家备办祭祖三牲时，竟找不到一头猪了。
生肖禁忌还表现在婚配方面，其肇因则是源于五行相克的属相相克观念。凡有婚嫁，必得先批“八字”，看二人命中是否相合。由此，甚而还产生了诸如“猪猴不到头，白马怕青牛;金鸡怕玉犬，龙兔泪交流;蛇虎一刀错，羊鼠一旦休”以及“古来白马犯青牛，羊鼠相交一旦休，猛虎见蛇如刀错，兔儿遇龙泪交流;金鸡玉犬莫相见，亥猪从来怕猿猴”之类的婚配禁忌歌。属相相克观念，可谓是汉族生肖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它对周边民族亦或多或少地产生过影响。此外，生肖禁忌还表现为语言上的避忌，如不说属蛇而雅称之为“属小龙”，日本人讳称“猪年”为“野猪年”，而回族人则讳称属猪的为“属亥的”。
生肖文化在民间习俗的其他方面亦有所体现。“十二岁生日”、“本年禳解”(又称“本年禳验”)及“十二和尚”、“十二生肖歌”等均是其不同的表现形式。 “十二岁生日”和“本年禳解”为汉族及部分少数民族中的寿诞风俗。前者指男孩满12岁即十二生肖满一巡之日，家人为其“扎红”、“剃跳姑圈”并置办酒席，招待前来道喜的亲戚、邻里的活动。届时，族中长辈及亲友均要赠予男孩礼物或钱帛若干，以为可乞福、避灾。此俗主要流行于内蒙古东部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之中。后者主要指年过半百的老人逢自己所隶属肖值年(即“本年”或称“本命年”)的元日所举行的禳解活动。民间认为，人到本年，灾殃必多。进行禳解，才能逢凶化吉。其禳解之法是于生肖值年的元日举行庆寿活动，由晚辈向老人敬献红色衬裤、红布或红绫裤带，且于即日穿上或系上，认为如此即可禳解灾殃。此俗主要流行于河湟地区。其他地区的汉族亦有此俗，所不同的是，一般不举行什么仪式，也不仅限于老人。大多是于本年在腕上系一条红丝带，或换用一条红裤带，或贴身穿一件红肚兜，或穿一件红裤头，以禳解灾殃。
“十二和尚”是旧时流行于内蒙古土默特等地蒙古族民间的一种象征着吉祥的发式。儿童长到12岁时，家人要为其举行仪式，并送至寺庙去“还愿”，祈求佛爷保佑，从此开始留发辫，取名“十二和尚”。届时，亲友邻居也都要前来祝贺。
“十二生肖歌”为畲族的传统歌，流行于浙江地区。一般于盘歌会或婚嫁时长夜对歌中演唱。其内容为描述十二生肖的形象、特点以及与人类的关系，各地唱词大同小异。“十二生肖歌”多在盘歌结束前演唱，作为收底，故又有“歌底”之称。其最后一段四句，俗称“歌盘”，唱毕，表示歌会宣告结束。
十二生肖文化在我国扎下根后，又以内地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往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往北传至阿尔泰语系各游牧民族，并随着部落(族)的迁徙及西往的军旅、商贾、流民、僧侣等而西传至中亚、西亚和东欧;西南传至吐蕃;向南则传至我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越南等地。在向南传播的过程中，又进而嬗变为各类独具特色的构成形式。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十二生肖源于十二兽历，十二兽历的形成则与古巴比伦人天文学中的黄道周天之十二星座等密切相关。也即是说，十二兽历为古巴比伦人首创。十二兽历一俟形成，便分别沿东西两个方向扩散：西向以次传至希腊、埃及;东向则传至印度和我国内地。希腊、埃及的文化由于和巴比伦文化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故而十二兽历仅出现了若干微小的变化。十二兽历传至印度后，由于处于文化差异较大的环境中而被进行了一番较彻底的本土化改造，赋予了许多本土文化特点。古巴比伦人的天文学(星历)知识早在公元前19～18世纪便已传至我国内地，殷人称之为“十二辰”或“十二支”，但仅用于推算节气和日月交食，并与传统的“十干”相结合用于纪年。而与此相关的十二兽历却因无用武之地而湮没不彰。此后，经印度改造后的十二兽历约于公元前3世纪初，又沿“丝绸之路”传到了我国内地，嬗变为十二生肖，进而随着佛教的兴盛而得到了普及。同时亦赋予了许多新的文化内涵。此后，又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进一步传播、扩散至周边地区的民族和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