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丁酉“鸡年”大吉大利，已令人瞩目，眼下戊戌“犬年”即至。“犬年”不称“狗年”，一是因为古代泛称小的兽为“狗”，并不一定是小狗。而且甲骨文里的“犬”，全是侧面犬的象形文字，而以“犬”作偏旁的“狗”字则是很晚才造出来的;凡兽类多以“犬”——“犭”作偏旁，另以“句”(gōu)注音。二是因为自秦“睡虎地竹简”至东汉王充的《论衡》记载十二生肖起，正规是以犬合戌搭档;戌的古文是长柄斧类的形象，在六千年前的彩陶上即首见此形，自有守护之义。古时犬以看家护院为职守，因近年能为老人们做伴，被称为“宠物”。经过培训其潜能，它们协助警察追捕逃犯，嗅发走私毒品而立功，成为人们高度信任的“警犬”。
其实，犬与人的关系并不亚于鸡，所以“鸡犬”相连几乎可以代表人的生存环境：居乱世则言之“鸡犬不宁”，以致鲁迅先生当年曾引古人之言“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居盛世，则言之“鸡犬相闻”，或“鸡犬散墟落，桑榆荫远田”，或“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更有趣的是，传说有位“成仙得道”者驾云上天时竟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全上了天!不知是何寓意。
言归于犬，它的主流精神是忠于主人，所以西方人称“犬是人类的天然朋友”。我国民间早有“饿犬不嫌主人贫”之说，上溯古代，则其说更多。去年聊过“天鸡”，今岁要聊“天犬”：《山海经》上称为“天犬”或“天狗”者“可以御凶”。《三秦记》上进而说周平王时有个古堡叫“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天狗来其上，有贼，天狗吠而护之，故一堡无惧心”，足见“天狗”有防盗御凶之功。天上的犬聊过了，再聊地上的犬：《述异记》中提到晋代大文学家陆机养犬之事。他的一条叫“黄耳”的爱犬处处陪伴他，“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曾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一天陆机对此犬开玩笑说，好久没与家人通信了，你能给我送封信吗?“犬喜，摇尾作声应之”，陆机便把信筒拴在犬脖子上放它走了。此犬从京城洛阳直奔苏杭，一路上自觅饮食充腹，每过渡口则向渡河人“套近乎”亲昵一番，博得人家喜爱便带它上船，“船才近岸，犬即腾上速去”，终于到了陆家，一直等到陆家人看毕书信后又把回信拴在它脖子上，“仍驰还洛，计人行程五旬，犬往还才半月”。比今天的警犬何如?
还有机警且仗义的犬。晋代太和年间，有位杨生养了一条爱犬，与他形影不离。一日杨生醉卧草中，忽然野火风起，爱犬再三叫他仍叫不醒，急中生智，跑到附近河边，沾一身水回来洒在杨生四周，往返无数直至火熄灭，杨生醒来方知爱犬救命之恩。不久杨生又掉进一口枯井，爱犬守井长吠，引来一个过路人，路人对井下杨生说，要救你上来有个条件——把此犬带走。杨生愤然回答说爱犬救过我的命，岂能丧良心把它送给你?路人闻言便走。爱犬急了，忙向井下主人示意，“生知其意”，答应了路人的条件，于是得救出井。爱犬自然随路人而去，但五天后爱犬又跑回到杨生身边，又何等智谋!
历来犬之忠名均如此，所以古人有怀忠心耿耿者便常以“犬马”自比。例如《水浒传》中有“不才愿施犬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史记》中有“臣窃不胜犬马心”;《三国志》中有“臣伏以为犬马之诚……”与“臣……犬马之命将近”云云。不过也有徒托忠名而不副其实者，古人讥之为“陶犬瓦鸡”，南朝梁萧绎云“夫陶犬无守夜之警，瓦鸡无司晨之益”。对这种“样子货”，庄子说得更刻薄些：“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如今有句“会叫的猫不一定是好猫”，也许脱胎于此吧?姑置待考。
但是，好名多因恶者借用而被恶名所掩，亦是屡见不鲜的史实，“犬”或“狗”也不例外——每被骂名之冤矣!清代严诚则以诗抱打不平云：“世人轻以狗詈人(‘詈’意同‘骂’)。愚者逢之生怒嗔，辜负背德狗所耻，人耶狗耶岂其伦?”背德负义者并不如狗呀!记得方毅老同志在一次笔会上谈到爱国主义时说：“背叛祖国者是连狗也不如的啊!”皆取犬的忠名意义。
犬有忠名可以表彰，自有文豪述之。晋代的傅玄作《狗赋》云：“骨相多奇，仪表可嘉，足悬钩爪，口含素牙，首类骧螭，尾如腾蛇，修颈阔腋……”宋代苏东坡更有《咏犬》赞美之。
总之，时下犬年新岁在即，义犬将伴随我们一年，以咱们中国人趋吉向善之习而言，自然要多聊聊犬的美名义德才好，是吧?
新岁戊戌年，适逢清末石破天惊的“戊戌变法”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当年以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等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人士，力谏光绪皇帝变法，虽然这场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是它毕竟是从古代过渡到现代中国的一声春雷，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前奏。这年中国大地上先后诞生了一批伟人奇才、英雄豪杰：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彭德怀、田汉、老舍和李苦禅。”著名画家王为政持以上观点，为我父亲——八路军冀中军区北平情报站情报员李苦禅画像，画上题词一首，调寄《临江仙》：“侠者襟怀豪者胆，兴来北腿南拳。山东好汉义当先。早生八百载，或许上梁山。智者功夫仁者眼，直将铁砚磨穿。苍鹰一搏九重天。谁云书画苦?笔墨可通禅。”
看来，在我们豪情满怀地度过戊戌春节后，将会迎来一个又一个缅怀先烈与豪杰的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