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1日，郭沫若完成了《释支干》[1]一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把中国的十二辰和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做了一番对比，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1.十二辰文字本黄道上十二恒星之符号，与巴比伦古十二宫颇相一致，初似专为观察岁星而设，后乃用为日月合朔之标准点。斗建之说更属后起，乃对于十二辰逆转现象之一试说。

　　2.十二辰环丽于天，其次序循环无端，本无所谓顺逆。其所以逆转者，乃挪用为十二支文字时与岁星运行之方向适取正反之次序。至其所以如是者，当出于故意，盖防与实际之星符相混也。

　　3.十二辰始于子(《支干表》均始甲子，可证)，此与巴比伦十二宫之始于“牡牛(rêsuGU)”者相同，盖其制定时期乃春分点在牡牛，秋分点在蝎星时也。其年代约当公元前四四〇〇年至二二〇〇年。故十二辰之输入或得其暗示而另行制定者，至迟当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前。此时代虽甚古远，然盘庚迁殷至纣之灭已有“七百七十三年”，可知殷代之开幕至迟当在公元前二千五六百年代也。(P326-327)

　　郭老在《青铜时代》中也重申“十二辰本来是黄道周天的十二宫，是由古代巴比伦传来的”[2]。此当是受“天学西来说”影响之后的研究结果[3]，然黄道十二宫之制定本是个绝大的问题，据江晓原先生说：

　　“从18星座演变为十二宫，究竟完成于何时，学者们迄今无法确定。能够明确的只有如下几点：18星座的月道直到公元前6~前3世纪期间仍在使用;十二宫体系在公元前5世纪已用于巴比伦，公元前3世纪已用于埃及;然而十二宫体系直到公元元年时仍未最后定型。”[4]

　　所以，郭老的说法也受到很多质疑。最近者有吴宇虹先生《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一文[5]，吴先生经过梳理巴比伦黄道十二宫和中国十二辰的源流，肯定了许多郭老《释支干》中的研究成果，但他不赞成中国天文学是上古由巴比伦传入的说法，他说：

　　“在论及西方黄道12宫的起源时，郭老正确地指出这一周天分区体系起源于巴比伦。然而，他试图证明在殷商时期，黄道12宫天文体系从两河流域的传入中华文明并且变为中国的12辰是不成功的。他认为：‘(中国的)巴比伦星历系殷之先人由西方携来，抑系西人于殷代时之输入，此时殊难断论。……12岁名与巴比伦之星名相符，此当与十二辰之制定同时输入。盖以十二辰本为观察岁星而设，故乃以岁星所在之星即为该岁之岁名’。然而，根据目前的证据，我们知道两河流域将周天分成12区并对应一年12个月的实践不会早于公元前1200年，而中国的使用10干和12支(辰)的60记日系统的殷商甲骨文写于公元前1500-1100年期间;而且两河流域文明和中华文明两地之间的空间跨度甚大且语言很难沟通。因此从时间、空间和语言来看，这种可能性是不太大的。”

　　这个问题的确有再讨论的必要。基于江、吴二先生所述，笔者认为，中国最初传入的并非是黄道十二宫，而是最古老的巴比伦天文学知识(包括对日月、五星和各恒星星座的观测与计算方法)和相关的神话传说，因为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星座都与其神话传说有关，星座之含义也均取自于神话，此为最基础之星历知识。中国古人受此启发，独创观察岁星纪年法(一说是斗建)，遂诞生了十二辰;又发明观察填星(或曰镇星，即土星)纪年法，遂诞生了二十八宿(土星二十八岁一周天)，中国的天文学即由此而迅速发展成自己相对独立之天文学系统。其传入时代当在夏代以前，郭老认为“故之十二辰之输入或得其暗示而另行制定者，至迟当在公元前二二〇〇年前。”(P327)公元前2200年大约相当于传说中夏朝之前的唐虞时代。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十二辰的相关星座和巴比伦的相关星座是否的确有内涵上联系?这一点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的，故本文拟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与星座相关的神话[6]、含义和中国星宿的内涵作一番对照，从更深的层次上对照其异同，以见二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