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古巴比伦人当为十二兽历的始创者，古西北印度人是其改造者，而华夏民族则是十二生肖的改造者及这一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生活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至晚在公元前20世纪以前，便已开始使用楔形文字。由于农业生产需要确定季节;古代宗教希求观测天象，领会神的意志并预卜未来(占星术)而推动了其天文学的发展。古巴比伦人对太阳和月球的运动记录了许多数据，并算出了它们的位置和亏蚀时间。他们知道太阳年但用阴历作日历，一年十二个月中有的是29天，有的是30天，并在19年里再插进7个月，使235个阴历月等于19个太阳年。而我国古代的天文学理论因导源于此，亦与之完全相同。如《淮南子·天文训》称：“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岁而七闰。”甚至连古代所使用的“摄提格”、“单阏”等年名，经郭沫若先生考证，亦为其音译借词。十二兽历当即是于这一时期为古巴比伦人所创制出来的。之后，随着文化的交往而西传至希腊、埃及等地，并被进行了些许改造(如将蜣螂改为当地人所熟知的蟹);东向则传至印度及我国中原地区，进而演变为印度的十二兽历和我国的十二地支。

　　古代印度，至晚于公元前9世纪便开始了与巴比伦、埃及、锡兰等地的对外贸易。巴比伦人的天文学知识(包括十二兽历)亦随之传至印度。公元前374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曾率步兵三万，骑兵五千东侵，先征服了小亚细亚诸希腊城邦，继而征服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全境。公元前327年占领了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5年至巴比伦，并定都于此。通过这次东征，亚历山大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十二兽历的传播。古代印度的民间，流传着许多寓言、童话。各类动物在这些寓言、童话中非但具有灵性，且会人语。十二兽历进入印度后，在当地的文化环境中被进行了一番较彻底的本土化改造，除位列第三的狮子和位列第六的蛇之外，其余的兽名都被为当地人所熟知的兽名所替换，而鼠之所以被列在首位，则显然与当地敬鼠习俗密切相关。

　　除了龙之外，其余的十一种动物均为印度所有。印度传说中的龙虽和我国传说中的龙一样，是复合多种动物为一体且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但也仅是释迦牟尼所济渡的“众生”之一，并不象中国传说中的龙那样，尚具有至高无上不可冒犯的地位。此外，古代突厥语中的nag(龙)一词，亦是通过焉耆-龟兹语借用于梵语之nāga的。与此相对，东部回鹘人则称“龙”为lu或luu，系汉语“龙”之音译借词。古代突厥语的bin/ben(猴子)一词，J·哈里甫及P·伯希和认为源于希腊语的πιθηχοs，G·J·兰司铁认为是从粟特语中借入的，同时他还将该词同希腊语的πιθηυ进行了比较，Han woo choi则认为bin/ben是汉语“狒”与“申”的音译，称该词“可能先由中古汉语借入粟特语或吐火罗语中，然后又通过这种语言进入突厥语和蒙古语中。因而这个词的语言演变可以归纳为如下所示：突厥语bi in/be in<粟特语或吐火罗语be: in<中古汉语Pjwei+sien‘狒申’”[15]。这两个突厥语词，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十二生肖是源于印度十二兽历的，同时也意味着突厥语民族的十二生肖可能分别源于焉耆-龟兹语(亦可能是粟特语)和汉语，有着不同的途径。

　　公元前324年，原在难陀王室中供职的旃陀罗笈多由于同国王发生冲突而避难于旁遮普。他趁亚历山大入侵之机发动起义，并在反抗入侵者的斗争中颠覆了那达·难陀的统治，建立起印度列国时代最强大的孔雀王朝。这位种姓下贱的月护大王，不但迅速统一了北印度，还很快夺回了由希腊人建立和镇守的信德与旁遮普郡，全部控制了兴都库什以南健陀罗和古罽宾。从此，佛教势力得以植根西北印度，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为中亚希腊化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居民所接受和信奉。早在旃陀罗笈多举事很久以前，僧侣们为弘扬佛教，就曾将原本流传于民间的各类寓言、童话等改编为佛本生故事，用来宣传佛教教义，故而其十二兽历中的动物亦均见于佛本生故事之中。

　　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及与之相关的十二兽历东传到我国中原地区后，其黄道十二宫被称作“十二次”，十二宫名称则演变为“十二次”名称(如称摩羯宫为星纪等)。与古巴比伦人在星占术中将黄道十二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一样，“十二次”亦同样在星占术中被用作天空分野的区划系统。古巴比伦的十二兽历则演变为十二地支，与华夏民族传统的十干相配合用于纪年、纪月、纪日。此外，尚用于音律(十二律)及度量的制定[16]。

　　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东方文明古国之间，虽横亘有所谓“峻极于天”的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但也决不是“天乃为之阙，便不能相闻问”。郭沫若、岑仲勉、张星烺、季羡林等著名学者早就指出，远在上古时代，印度与中国之间便有着密切的文化交往关系。孔雀王朝开国功臣乔底利耶的《政事论》，稍晚时成书的，汇编了印度宗教、哲学和法律等内容的《摩奴法典》以及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波弥尔的《梵文语法》诸书，均记有印中古代通商贸易的内容。前述之《放》简《日书》及《睡》简《日书》中的十二生肖当即是旃陀罗笈多创建孔雀王朝之前或其执政期间传入我国的。不过，从其均用于占卜吉凶的内容及排序第三之兽名均为虎而非狮子的情况来看，似乎并非直接源于印度。这一变化可能是在中亚古罽宾等地区或塔里木盆地操印欧语的古代民族中形成的，并沿着“丝绸之路”而传到我国内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原地区的人不熟悉狮子这种猛兽，而将其比附为虎了。战国时期的《日书》能分别在甘肃天水放马滩及湖北云梦睡虎地两地发现，绝不是偶然的。它不仅昭示着两地之间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所具有的文化联系，而且亦有助于我们认识十二生肖文化的东渐过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洛水北岸)后，自丰镐(今陕西长安县)以西尽为戎人所据。周平王因秦襄公护驾东迁有功，而“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17]”公元前623年，秦穆公用戎臣由余之谋，攻戎王，灭十二戎国，占地千里，称霸西垂，奠定了华戎杂处的分布格局，进一步密切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战国时期，“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豲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18]。秦文化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西戎文化的强烈影响。十二生肖当即是于这一时期通过西戎的中介而进入秦文化之中的。

　　《日书》是日者以时辰推断吉凶的占卜用书。张守节《史记正义》称日者“言辞最鄙陋”，说明“它主要流传于社会基层，而低级官吏似亦精通此道”[19]。秦昭王二十九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取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并于楚地设置南郡。《睡》简《日书》写于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的情况表明，该《日书》极可能是南征秦军中的某一将领(墓主?)由秦地携往楚地的。《睡》简《日书》与《放》简《日书》中十二生肖的些微差异，当是这一文化在秦地流传过程中的自然变异。鉴此，本文不赞同将《睡》简《日书》看作是“一个秦楚文化的混血儿”或“纯楚《日书》”，将《放》简《日书》看作是“纯秦《日书》”的观点[20]，而认为无论《睡》简《日书》或是《放》简《日书》均系域外文化与秦文化的“混血儿”。

　　从两地《日书》的内容来看，十二生肖(兽历)与十二地支配合使用，当是用以纪时的(前人因无缘得见两地《日书》，而误认为十二辰纪时之制始于汉代[21])。其有关简文，先是确定失盗的时辰，而后则指出于该时辰行窃者的肖相，并据此进一步推断出盗者的相貌特征、入盗方向及藏匿地点等。如《放》简甲种《日书》第32简的简文为：“寅，虎矣。以亡。盗从东方入。有从之臧山谷中。其为人，方颜然，扁然。名曰辄，曰耳，曰志，曰声。贱人矣。得。”两地《日书》中的地支与生肖均以主谓结构组句(如《放》简称：“子，鼠矣。”《睡》简称：“子，鼠也。”)，后项显然是对前项的解释。其本身就意味着生肖在当时还是一种为常人所不熟悉的文化，仅为日者等少数人所了解。

　　东汉时，外来的佛教文化主要为五行家所用。《汉书·艺文志》载，五行家有“《转位十二神》二十五卷”，称十二时各有其神主之。此说与十二生肖(兽历)密切相关，明显源于佛经。清·梁章钜《浪跡续谈》卷七“十二属”条称：“《法苑珠林》引《大集经》言其所由来曰：’阎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神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东汉以后，伴随着佛教在中原地区的传布，十二生肖(兽历)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及至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勃兴和普及，十二生肖方普遍使用。